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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包括状态和效果两个环节，状态是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组合、相互作用的方式。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能在反复进行的实践中证明其优劣，而不能预先给出，人类也许永远也不能构造一种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以抑制政治活动中的腐败与渎职行为的发生，但可以找到相对为好的那种。生存价值是维持个体及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工具系统。

衡量一种体制是否优劣的价值标准在于两点：抑制腐败和渎职的程度。意见是一种被意识到既在主观上、又在客观上都不充分地视其为真。尽管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一致性，即存在着管理的逻辑偏离价值的逻辑的倾向，致使工具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异己力量，但在新政权初创时期，这种偏离的或异化的倾向被限制在了最小的范围、最低的程度，政党或组织的价值观也极容易转换成民众的价值观。同构化的社会安排，使国与家没有了严格的界分，政治集团可按照处理熟人或血缘关系的那种方式处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需要相当成熟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是因人而异的，没有面向所有公民的伦理尺度，只有面向具体阶层和不同人群的伦理规则，在有形中见出无形，在无形之中体悟无形。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才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任务的事情。当人类选择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也就同时选择了让公意这种潜在力量成为现实力量的体制。[31]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固然有利益分化与冲突的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司法程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为社会矛盾主要化解机制的巨大作用而导致的。

[25]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有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矛盾凸显，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18]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民生还包括人们在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使人们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通过刑法铲除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从而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基于对守法的预期，人们便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确定性，从而获得自由。第四，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

[15]Maurice Rosenberg. "Devising Procedures that are Civil to Promote Justice that is Civilized". Mich. L. Rev, 1971, 69:797.[17]宋功德：《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安排》，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1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3]郑戈：《走出上访怪圈》，载《新世纪》，2011(29)。[3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已逐渐培育和建立起来，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要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法治予以调整。法治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完全依照边实践、边摸索的逻辑，而需要事先做出战略性规划。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16]，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

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以大工业生产、大分工、商品和服务高度流通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适用于古代熟人社会的人治方法在现代社会难以再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5-215）这也恰恰表明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申言之，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8][16]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必将受到一些西方势力的遏制，一些反华势力也会兴风作浪，使我们面临重重的困难和挑战。法律确立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规定了社会的底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应做法律的奴仆。现代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际上都是以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基础，以交易当事人对制度的合理预期为前提。尤其应当看到，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引导人们正当行为的功能，形成对遵守规则的合理预期。【参考文献】[1]J. R. Tan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16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2]沈家本：《法学名著序》，《寄簃文存》卷六。

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导致矛盾激化、秩序受损。从行政执法来看，国务院在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一纲要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依法行政的规划，各级行政机关正是按照纲要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从而稳步地推进了政府法治建设。

对法治与人治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法治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于人治的以下特性：第一，法治具有明确性。法律既是自由的起点，也是自由的界限。

进一步完善法院经费保障、法官薪酬、培训等相关司法保障制度。再如，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公民的社会性权利。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通过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促进当事人信守合同、严守允诺。显然，现阶段继续深入讨论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并不多余，只有从理论上真正厘清这个重大问题，才能消除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切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27]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过法治合理地规范权力和控权。

例如，一些环境污染企业能够不经过全面的环评就上马，一些企业的严重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和查处，都反映了我国法治不健全的现状。法治的形式性要求是，政府所行使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并受宪法的制约。

[36]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法治、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机制来有效遏制。历史经验证明，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昌明。

[30]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遏制不当竞争，防止垄断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为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提供优化的法律环境。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是依宪治国。

[4]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治》，载《律师文摘》，2011(1)。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也需要制定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努力降低犯罪率，规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和私权。六是可以提供有效的、可信服的纠纷解决机制。

只有实现法治，才能解决好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国家繁荣，从根本上杜绝反华势力的渗透、颠覆企图。为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需要一份路线图。

这份路线图就是对法治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做出战略性规划，设定数个不同的实现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指明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和衡量指标体系。[44]李林：《法治的理念、制度和运作》，载《法律科学》，1996(4)。

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17]（P5）这正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本质，即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以法的形式来界定的。